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开始由盛转衰，藩镇逐渐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势力不断强大；唐末农民起义之后，唐朝出现了“极目千里，无复烟火”的残破局面，唐王朝名存实亡。农民起义打击了官僚贵族和旧藩镇割据势力，在镇压农民起义战争的推动下，新兴藩镇势力的军事实力逐渐增强，各藩镇军阀拥兵黩武，各自为政，“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在北方，形成了以朱全忠和李克用藩镇势力为主的藩镇割据局面，南方各藩镇势力相对北方较为弱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纷纷采取对外保境安民，对内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十国中的吴国与楚国在此时建立。唐末各藩镇军阀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势为五代时期各国建立的区域性割据政权奠定了基础。
割据混战对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的，战争依赖经济，经济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就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而言，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争破坏社会财富，滞后社会生产，甚至对社会经济结构都有重要的影响，战争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五代时期的割据混战是唐末藩镇大混战的延续，在经历了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末藩镇大混战之后，当时的中原地区“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社会经济衰败。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大分裂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割据时期，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五代时期各政权的统治者多以武将出身，武人执政以兵战为务者居多，战争和军需财政严重阻碍了五代时期的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一、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以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旦受到战争的破坏，便难以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在经过唐末藩镇大混战之后，农业经济本来就萧条不堪，虽然五代时期的大部分统治者在称帝之后，都努力采取劝农垦田，安抚流民的政策，可是朝代的频繁更迭，战乱不断，无法为农业经济恢复提供长期稳定的环境。战争造成人口减耗，耕田与水利遭到破坏，再加上军需财政下繁重的赋税徭役及五代时期北方自然灾害频发，生产力严重下降，农业经济受到局限，发展缓慢。由于南方各国统治者多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南方地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为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五代时期的农业经济与唐代相比，北方由于战乱频繁发展相对滞后，南方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割据混战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减少，土地利用率降低，水利事业遭到破坏等方面。
1、人口的减耗和迁移
人口的减耗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社会经济、战争、自然灾害等，在小农经济为农业生产基本模式的封建社会，人口数量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主导因素。人口的大量损耗使得劳动力资源减少，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期的人口减耗虽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频繁的战事对五代时期特别是北方地区人口的减耗有着密切的联系。五代时期延续了唐末的藩镇混战的社会环境，五十三年间政权更迭频繁，割据混战伴随始终，战争成为这个时期影响社会经济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北方由于战事频繁人口减少严重，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很大比重；南方则由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人口数量呈现恢复增长的趋势。五代时期，战争对人口的减耗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割据战争直接造成的劳动人口死亡
五代时期的割据混战，激烈残酷且持续不断，呈现出“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躏于明时”的局面。冷兵器时代，战争十分惨烈，人口死亡众多，即使是获胜的一方，也必须以己方付出大量士卒的生命为代价。更有甚者，贞明二年（年）二月“梁步卒凡七万，晋兵环而击之，败卒登木，木枝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贞明四年（年），晋王李存勖领兵十万与梁军的胡柳陂之战，梁晋损失兵力巨大，“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可见战斗之惨烈，士兵死亡人数惊人。从后梁开平元年（年）到后周显德六年（年）的五十三年之间，共发生成规模的军事战争七十三次，期间各种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更是不计其数。每次战争都会直接造成士卒的大量死亡，五代的兵卒大多是十六至六十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这是造成五代时期农业经济劳动力资源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武人执政的情况下，战争不仅造成了士卒自身的死亡，也造成了民间百姓的丧亡，一个州县城池被攻破后，州县百姓被屠杀的史料屡见不鲜。如朱友宁久攻博昌不下，俘虏十万民夫筑土山攻城，攻下博昌城后，城中人全被屠杀，“清河为之不流”。契丹灭亡后晋，进入中原后，四处烧杀抢掠，称之为“打草谷”，使百姓无法安心生产，天福十二年（年）四月“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人。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瘗之，凡得十余万”。乾祐元年（年），赵思绾占据的永兴城被围，“经年粮尽，遂杀人以充食”，到第二年夏天开城时，永兴城丁口从十余万锐减至一万，可见死亡人数之多。以上的例子，在五代时期举不胜举，频繁的割据战争造成的民间百姓丧亡，州县荒芜，劳动力资源不断损耗，严重阻碍了五代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战乱及繁重的赋役造成劳动人口逃匿或迁移
战争残酷，赋役繁重，灾荒频繁是五代时期农户逃匿或迁移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的农户逃匿数量很大，如后唐同光三年（年），“是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四五”，后晋天福八年（年）正月“河南府上言：“逃户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饿死者兼之”，二月“河中逃户凡七千七百五十九”，六月“贝州奏，逃户凡三千七百……陕州奏，逃户凡八千一百”，八月“泾、青、磁、鄴都共奏逃户凡五千八百九十”。“张彦泽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余户”。
战争是残酷的，无论交战双方谁获胜，百姓都会遭殃，随时面临被屠杀、掠夺、充兵的危险。面对残酷的战争，劳动人民不得不为逃避战乱而四处流徙。后晋出帝时，向诸道派遣使者六十余人搜刮民谷，致使农民死亡逃散者相继众多。后晋石敬瑭依靠契丹称帝，割幽云十六州于契丹，而后契丹进一步南扰中原，烧杀抢掠，洺州一带“井邑荒残”，“中山（定州）为之一空”，“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断绝”。河北北部与契丹接壤，唐代人口本不稀少，但是由于契丹的连年侵扰和军阀割据互相攻伐，田地荒芜，人口逃亡流散严重，至北汉时期，该地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平均每州有户，每县有户。
政权之间的混战不断，促使五代时期军需财政的形成，政权统治者大多通过繁杂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赋税方面，除正税（两税法）税制税额紊乱之外，附加税和杂税之繁多与混乱现象超过了唐宋两个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国附加税和杂税名目不一，复杂繁多，如“丁口之赋”的恢复，小绿豆税、蚕盐钱、牛皮税、曲酒钱、税外米及后晋的“拔丁钱”等。徭役方面，主要表现为苛重的兵役和军事性徭役。在互相争战厮杀的五代十国时期，军阀们将“境内丁壮，悉驱南征决战”；“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兵士不足,则取人之丁中”的情况史不绝书。军事性的徭役，常见的如运送军粮的“飞挽”，为战争服务的“营栅之役”、“军前夫役”等。中原王朝的赋役繁重，地方赋役之法的混乱，导致了“徭役频仍，租赋繁重，馈挽不已，疲敝益深。既不聊生，率多逋窜”。在繁重的赋役制度的剥削压迫下，百姓民不聊生，出现了大量的逃匿现象，有的逃匿于山林，有的则是举家迁徙。特别是战乱不断的北方地区，繁重的赋役迫使劳动人民大量逃匿或者迁移至相对安定的地区，使不断损耗的劳动力资源雪上加霜，农业经济发展和恢复严重滞后。
五代时期频繁的割据战乱，造成大量适龄劳动人口的死亡，加上战乱和繁重赋役的双重压迫，导致了大量适龄劳动人口的逃匿或迁移，特别是战乱不断的北方地区劳动人口的逃匿和迁出现象更为严重。由于南方地区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大受影响，农业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于南方，而经济发展的落后，又加剧了南北人口分布的不平衡。
二、水利事业的破坏，土地利用率的降低
五代时期，割据政权混战不断，战争对水利事业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因政治军事需要的人为破坏。对于北方来说，社会危害最大的就是黄河水患。后梁统治者为了政治军事需要，以水代兵，号称“护驾水”，人为造成黄河三次决口。
昭宗乾宁三年（年）四月，黄河水涨，危及滑州，朱全忠为解滑州之危，同时阻挡晋军的进攻，命人决开河堤，分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水灾散漫千里，为害滋甚。后梁末帝贞明四年（年）后梁将谢彦章为了阻止李存勖的进攻，在杨柳城决黄河堤，大水弥漫，山东及河南曹、濮两州被大水淹没，损失惨重。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年）后梁灭亡前夕，后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堤，曹、濮两州之间及汶阳大水涨漫。黄河在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下不断决口，山东、河南、安徽、两淮等地广大地区被淹没，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除黄河之外，人为造成决口的其他河流，史料也有记载，如《旧五代史》记载，乾宁四年（年）八月朱全忠进淮南攻杨行密，大军驻营于清口，“淮人决堰纵水，流潦大至”，又如《册府元龟》记载“汴河自唐室之季，为淮贼所决，自埇桥东南悉汇污泽”。这两处史料均是关于杨行密掘开河口阻止朱全忠的南下记载，其军事目的虽然达到了，却破坏了当地的水利设施，农田尽变污泽，使土地肥沃富饶的中原地区变为贫瘠之地，给当地的农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频繁的战乱也使各割据政权忙于军事战争，无暇顾及水利的建设及维护，使不少原有的水利工程也逐渐废弃。如兴建于北魏时期的永丰渠，“及唐末至五代乱离,迄今湮没,水甚浅涸”。水利工程遭到战争的人为破坏，加上统治者忙于战争无暇顾及水利事业致使许多水利工程大都堙塞废弃，各种水利工程设施的破坏降低了农田土地的生产效率，社会生产效益大大降低，制约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
频繁的割据战争造成劳动人口大量死亡，百姓在饱受战乱之苦，军需财政的背景下，繁杂苛重的赋税制度对百姓的残酷剥削，以军事性为主的徭役制度对劳动力频繁掠夺，民不聊生，人民无法安定的进行农业生产，只得逃匿或迁移。朱全忠与时溥之间的混战，使“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契丹对河北等地的侵掠，造成“自涿州至幽州八百里，人迹断绝”，“井邑荒残”，耶律德光在开封建辽称帝后，辽兵以牧马为名，四处杀掠，称之为“打草谷”，开封洛阳两都之间成为白地，土地尽荒。后汉建立之时，“大河之北，易水之南，久因兵戈，聚成疮痍”，“禾黍废为闲田，墙屋毁为平地”。南方吴国杨行密平定江淮之后，也是“兵火之余，十室九空”人口大量亡匿，土地严重荒芜。无论是北方五代还是南方十国，建国之初，为了巩固政权，都积极采取召集流民，鼓励垦荒的政策，可见连年的战乱，各国都有大量荒废无主的土地，战争导致土地利用率严重下降是五代时期的普遍现象。此外，由于各政权统治者忙于战事对自然灾害治理不力，水灾、蝗灾等灾害频发，也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
对商业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国内商业经济贸易的影响
大分裂，大割据的五代时期，政权相互对立，军阀混战不断，国内的商业经济贸易也因为割据政权间的对立与混战，无法形成统一的商业市场，各地区间关卡林立，任意截掠商旅，交通运输受阻，商业经济贸易无法正常运行，各地区的货币经济的紊乱及商税的繁重，使商业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受限，五代时期商业贸易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和破坏。
（一）政权对立与争战对商业贸易的直接破坏
政治的对立与经济的竞争是战争发动的诱因，战争又会反作用于政治与经济。唐末及五代时期的连年战乱，使北方地区的长安、洛阳及开封等商业繁华的都市屡遭攻杀抢掠，“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城市是商业贸易的主体市场，城市的破坏，也就是城市市场的破坏，农村的萧条也就是农村市场的萧条，农村的草市、墟市也因战乱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割据政权为达到政治军事目的往往采取对商业贸易的直接掠夺或破坏，如开平二年（）年，岳州被吴国占据，后梁太祖朱全忠认为“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是商业经济贸易发达的重要城市，于是发兵欲占据此地，吴国为了不让此重要的商业城市落入强敌之手，撤退时放火焚毁了岳州城。军阀统治者对商人的暴力掠夺也时有发生，后晋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为了扩军增兵，拦截商贾，强行黥面充军，后汉重臣史弘肇“淫刑黩货，多织罗南北富商杀之，夺其财”，商贾之人深受其苦。政权的对立也常常使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中断，无法互通有无，吴国因为钱镠被封为吴越王，其名字与吴国国名相冲突，而“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两浙和江淮地区商业贸易遂被阻隔。后汉天福十二年（年）八月，荆南与后汉交恶，两国不通商旅，不到一年，荆南“即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可见商业贸易的阻断对荆南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政权的对立与战争造成各经济区域之间相对封闭，商业贸易场所和商品流通渠道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关卡林立，商税繁重
由于政权各自为政，各个割据地区往往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区域，有着各自的经济政策，全国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商业市场，各政权间又关卡林立，商税繁重，既课出境商货，也征入关商旅，商业贸易受到层层掠夺剥削，发展严重受阻。后唐庄宗时期，“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商贩纷纷另辟小路逃避重税，租庸使孔谦又“鄣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可见当时关税之苛重，商贩避之不及。五代时期各国纷纷设立商税机构，如后唐的商税务，后汉的商税使，后周的商税院，专门对商品交易征收市税。各地的市税往往无法可依，税法极为混乱，“诸处商税，有越常规。乃至草木虫鱼，无不取税”，只要有实物几乎都要征税，闽国杨思恭“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被闽国人称之为“杨剥皮”，五代诸如牛皮税、入城钱、场税、地铺钱等商业附加税和杂税之繁多与混乱现象超过了唐宋两个时期。五代时期的商业贸易除了缴纳市税外，还要受到市场牙人的盘剥。对通行税的征收，更是阻碍了商业贸易流通，“货鬻有征税，舟行有力胜”，空船通行也要征税，货船载有货物则按货物的多少征税。五代时期的一物多税现象十分严重，商品的贸易流通不仅要缴纳关税及通行税等过税，还要缴纳市税等交易营业税。关卡林立，商税杂繁，层层盘削，使得商品市场流通受阻，商业贸易发展缓慢。
（三）货币经济紊乱
货币紧缺现象在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由于连年的战争割据，中原地区钱币大量外流。首先，战争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中原地区的割据军阀往往需要支出大量钱币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易战马，如《五代会要》记载，后唐天成四年(年)，后唐在沿边置场买马，每年向党项族支付买马钱不下五六十万贯。到了后唐长兴四年(年)，买马钱的支出使“国力十耗其七，马无所使，财赋坐销，朝廷将不济”，每年支出降至四十万贯。每年大量买马钱的支出，特别是后晋时期，每年又要向契丹进献岁币三十万贯，大量货币流向周边少数民族，给中原地区货币的流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次，南北贸易的不平衡又造成了大量货币流入南方，北方钱币的向南流出建立在南方对北方商品贸易顺差的基础上的，五代时期北方受连年战争影响，商品经济破坏严重，物资匮乏，货重钱轻，南方的大量茶叶、丝绸及药材等商品被贩运至北方地区，“纲商挟带，舟楫往来，换易好钱，藏贮富室”。面对连年战乱，物资匮乏的北方地区，南方生产环境相对稳定，物资丰富，北方对南方主要商品输出是南方地区稀缺的马匹等畜牧产品，五代时期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中原王朝严格控制着马匹等物资向南输出的数量。南方商品大量输入，货币大量向南流出，北方马匹向南输出有限，无法回收南流货币，加剧了中原地区货币的紧缺。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是货币最短缺的地区，受唐末以来割据战争影响，南方地区也存在这一问题，如南唐自淮南战争失败之后，“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针对货币的紧缺，中原地区实行了短陌钱这一政策，“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每次交易时，每八十文钱当一百文钱使用。而南方地区则大多通过发行铅、锡、铁钱等办法，来缓解铜钱货币的不足。南方十国的割据状态又使诸国不能采取统一的货币发行与流通政策，各国自铸货币，轻重不一，材质各异，种类的繁多，造成了南方币制极度紊乱，加上各国政权严禁劣质货币流入境内，并限制铜币的外流，严重制约了地区之间货币的流通，从而影响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
二、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
与盛唐时期对外贸易的繁荣情况相比，五代时期受北方混战不断，南方十国割据并存的时局影响，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陆上对外贸易的萎缩和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自安史之乱后，陇西地区逐渐被吐蕃占据，陆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路线逐渐被阻塞，到了五代时期，吐蕃开始衰落，但是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路线仍然处于阻塞不通的状态。五代初期，李茂贞以凤翔府为中心建立岐王府，占据着关中西部十五州，一直与后梁处于割据对立状态，李茂贞归顺后唐后，前蜀和后蜀又占据了渭水两边的秦州和凤州，关中西部数州的长期割据致使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长安至兰州段无法畅通。中原王朝如想与西域开展对外贸易，不得不从长安北上过庆州（甘肃庆城）沿马岭河至灵州（宁夏吴忠北），再由灵州过黄河至凉州（甘肃威武）、甘州（甘肃张掖）然后向西。这条路与唐代从长安沿渭水至兰州再到凉州的传统丝绸之路相比，道路曲折偏僻，遥远危险，中原地区与西域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影响。
此外，中原王朝政权更迭频繁，统治区域与唐朝相比缩小很多，政治影响力下降，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貌合神离，朝贡贸易也有所萎缩。五代时期的陆上对外贸易与唐朝时期的繁荣程度相比惨淡了不少。
由于国内战乱割据，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市场，陆上对外贸易之路道路曲折、路途遥远险阻，受战乱影响安全性低。与陆运相比，海运运输量大，受战争影响较小，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发展地区又多临海，便于开展海上贸易，五代时期的各国统治者开始重视海外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代时期的割据混战并没有阻碍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甚至比唐代时期还要繁荣。对沿海外贸易港口由唐代广州、扬州、泉州及登州扩展至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及莱州等。海上对外贸易的区域也比唐代更为广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唐末以来的战乱导致陆上对外贸易路线的阻塞，另一方面，南方各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各政权相对中原王朝实力弱小，为了加强国力，大部分统治者都积极开展海上对外贸易，沿海地区广开港口，不仅官方贸易十分活跃，还大力鼓励民间商贾从事对外贸易，民间商贾大量参与海外贸易，使得当时南方各国“江海通津，帆樯荡漾”，海上对外贸易繁荣发展。
混战割据的五代时期，陆上对外贸易受阻，海上对外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逐渐由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变为了五代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五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为主导的对外贸易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过。五代时期割据混战也对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自唐末以来，军阀割据之间战火连绵，契丹不断侵扰掠夺，北方地区缺乏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人口损耗严重，生产资料遭到破坏，阻碍了北方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而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加上南方人口的繁衍，南方地区劳动力充足，大量人口的南迁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政局相对稳定，自然条件优越的南方地区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如茶叶、粮食加工业、纺织、制瓷、造纸等诸多产业的发展均超过了北方地区。
五代时期割据混战不断，各个军阀集团每到一处割夺蒸民，致使各地人口减耗严重，流亡不断，民为俘者十五六，不得耕织，对我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破坏是致命的。各割据集团为了战争需要，加重对商业、商人的掠夺，巧设商税，不仅广设关卡，而且故意阻塞道路，后唐时期“省司及诸府置税茶场院，自湖南至京，六七处纳税，以致商旅不通”，割据混战制约了五代时期的商业贸易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传统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对外贸易格局由西北陆上转向东南沿海。北方地区的战乱不断而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造成了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南方地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农业、商业、贸易及手工业的发展逐渐超越了北方地区，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综上，五代时期割据混战造成的战祸、地荒、苛税、币乱、商业贸易局限及财政的混乱，使五代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社会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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