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论
来源：《作品》年07期
作者
李蔚超
年8月，北京作协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增补河南作家乔叶为北京作协驻会副主席，继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李洱、梁鸿、计文君之后，又一位当代豫籍作家安家京城并落脚文学体制机构。这无可厚非，以创作成就来论，年代生人的乔叶是同代人中最早获得国家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在河南也是文学体制中的重要成员。与上述河南籍作家相比，乔叶离乡最晚，而她的写作与成名基本上在河南本土完成，可以说，乔叶是一位地道的河南作家，河南生养了女人李巧艳，又诞育了作家乔叶。若以预设的、未来的时间尺度回望作家乔叶的创作生涯，告别河南，注定将被标记为观察这位作家的重要时间节点。
以省域命名、区分、评价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特质，这首先是由于文学体制的建制是内设于中国的行政管理格局之下，所以依靠省级文联作协组织作家，亦是顺理成章的制度。同时，地方性既是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特意追求，也是为对抗全球化现代性“人们对矛盾和不确定性的防卫式拒绝”。河南是中原故地，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正统的汉文化，其土地上储贮的考古实物和口传故事，都为河南留存了文学文化的生长氛围。年，各种地方性的省域文学群体在文学体制的塑造下不断涌现，著名的文学陕军、苏军、湘军之外，文学豫军的“中原突破”也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李佩甫、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张宇、墨白、李洱等男性作家，李丹梦称他们为“农裔知识分子”。乔叶生于年，在年文学豫军中原突围时，年轻的乔叶还在所谓的“市场媒体”上任性肆意挥洒她的文学天赋。就成为一名作家的过程而言，乔叶是幸运的，她不必发出“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的怀才不遇之恨（王小波语），她不必做鲜为人知的西西弗。关于“顺产”的作家身份理由有很多——个人的文学才分、际遇、机会，所谓机会，与她置身的河南有关，没有河南，也便没有作家乔叶。
在河南的众多前辈作家中，乔叶经常对李佩甫的知遇之恩表达感激，她追溯自己写小说的典范是李佩甫，但当乔叶的小说臻于成熟时，她和这位前辈豫籍作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李佩甫将豫中平原“绵羊地”视为文学家园，乔叶生长于豫北修武县，地势高于平原地区，相对较少受黄河水患的影响，她的家乡的民风也有别于李佩甫、刘震云小说中通常呈现的流民习气。乔叶对于中原历史和二十世纪的态度，与其说依恋不如说好奇或猎奇，她积累了浩瀚的观察的财富，研究同时代的活生生的男男女女，是现代小说家的使命和爱好。生于年代，年开始执笔写作，乔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能够充分利用这份财富的主题。
按“知人论世”、“索隐”法将小说与作家的人生履历强行对照的话，乔叶与她经常在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人物一样，沿着从河南村庄、乡镇、县城、省城直到京城的空间位移安排自己的人生。乔叶的小说里反复出现一种相似的“人设”，承担叙述视角的女主人公生于豫北农村，后来考取了师范或其他的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公立教师或者县政府小干部，因相亲进入了平淡的、略微“高攀”的婚姻，育有一孩。凭借巧合的机缘与个人的奋进，她从乡村到县城，再至省城甚至京城，不断“攀升”迁徙。这位女主人公有时被称为“二妞”。小说人物的故事肯定不是作家小传，但“二妞们”的身上暧昧微弱地闪烁着作家乔叶的影子。
李丹梦谈及当代河南籍作家普遍残留着“中国弃儿”的政治文化心态，对权力、规则的着迷，深植在河南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结构之中，因此，“最后的史官”姚雪垠、为中原寻找现代之路的徐玉诺、因袭中原文化的“化石”乔典运、为中原重构道德的李佩甫、以流民和关系来重构中原历史的刘震云，在李丹梦勾勒的当代河南作家中，几乎每一位男性作家皆深藏痛失中原古都中心文化地位的创伤记忆。从乔叶谈创作的文字里，看不出她对文学是否有父兄辈中原作家的宏大抱负，在自述中乔叶表示文学是她试图摆脱琐碎生活的精神慰藉，最初触发她的创作行为是个人化的寂寞、孤独：“在乡村学校里是比较寂寞的，没有人可以对话，也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谈恋爱，就自己胡思乱想写东西。我从那时候开始写小散文，写生活散文。”詹姆逊比较古老的讲故事和现代的写小说：“故事产生于集体生活，小说产生于中产阶级的孤独。”一个拥挤的农耕文明的故地，曾经最为盛产故事，融洽古老经验的土地上的女人，却因一种中产阶级的孤独而产生了写的欲望，也正是因为流淌着河南古老的“故事”血脉，乔叶最初的散文轻松、亲切，如在文字中闲话家常。作为河南兄长的李洱在看到乔叶由散文向小说转型时，顺便抒发了自家关于故事和小说的议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乔叶突然转向了小说写作，我至今不得要领。我个人认为小说与散文的区别不在于故事，因为散文也可以讲故事，小说也可以不讲故事，文学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我这个观点。它们的真正区别可能存在于，散文是正面的表达，小说是反面的表达；散文是颂扬之诗，小说是怀疑之文。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散文和小说中会呈现为不同的面目。”
这种来自豫籍小说大家的影响的焦虑一定时常笼罩在写散文的乔叶的心上，可以想象，她是如何暗自立志学写小说的。尽管很早就开始发表散文并出版书籍，“年开始发表散文，第二年就开始做专栏，出书。后来又获得各种奖励，相当顺当”，但是“作家乔叶”的自我认识和文学界的认识，都将开始发表小说的乔叶视为真正走上“专业”文学创作之路的象征。文学界约定俗成的对写作者的认可，始于在“纯文学”期刊上的亮相，如若是小说的写作和成功发表，则对于作家获得认可和文学界知名度至关重要。
年，乔叶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纯文学”意味的短篇小说《一个下午的延伸》。随后，她停滞了若干年的小说发表，直至年前后，她出现了第一次井喷式的小说发表。在我所做的《鲁院启思录》访谈中，曾向就21世纪以来就读过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作家们提问，而乔叶认为年鲁院高研班的学习是她小说创作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站，在那里，她真正接触并习得小说的创作意识、创作技能和模仿路径：“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小说阅读是一片空白。所以可以很有界限感地说，我就是在鲁院学习之时才开始大量读小说的。课堂上老师推荐书，课下同学们也互相开书单，我开不了书单，只是一个大长见识的受惠者。国外的卡尔维诺，纳博科夫，博尔赫斯，卡夫卡，国内的莫言，余华，毕飞宇，迟子建，都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读的。在小说阅读的意义上，我是个开蒙很晚的人。很惭愧。”这番话据乔叶同班的作家回忆，当时的乔叶写散文拿手，小说则刚刚起步，还需要时常向写小说的同学请教。与父兄辈的作家相比，当50、60作家决绝地与社会主义文学告别，寻找世界文学的资源时，他们回溯自己的文学启蒙通常枚举的是80年代翻译入中国的各种外国文学；而70后作家的文学启蒙则更加多元复杂，既包括父兄辈奉为圭皋的外国文学，同时还有在80年代斩获文学荣光的父兄辈的创作。
关于对自己创作之路的影响因素，除河南之外，乔叶谈到最多的是李敬泽——
“最深刻的是李敬泽先生的《小说的可能性》。那是我听到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课。他声音不高，却有一种独特的气场。班里很多人都和他是朋友，在上课前他还和他们言笑晏晏，可是在讲台上一坐，他开始讲的时候，班里鸦雀无声。老实说一节课下来，他讲的我没太听懂，可是莫名其妙地受到了震撼。他既迂回又直接，既温和又尖锐，对人和事充满了深刻的理解。这大概就是我当时感受到的。他还是我所在的小说组导师，后来给我们上小组课，他让我们谈的还是小说的可能性，让我们进行深度探讨，每个人都发言。小组里七个人，我的发言应该是最差的。后来我和师兄庞余亮负责整理录音，来回听了好几遍，受益匪浅。应该说，我的小说创作意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成长的。”
年，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已经执掌这本重要的文学刊物的小说发表十年之久了，他对乔叶的指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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